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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从整治环境入手，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环境是一个地方的脸面，一乡一村、一家一户，如果环境脏乱差，不要说与现代文明接轨，连古人的传统都没有继承发扬好。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 这是先辈们代代相传的每日必修课。眼下，一场旨在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的环境治理风暴正席卷全国，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成效大显。但一些地方脱离现实，为环境而环境，不顾农民的生产生活，强推一些高大上的做法，农民对此很反感，社会上也颇多微辞。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本是农民祖祖辈辈形成的一种生产生活模式。它的最大好处就是农民利用零碎的空闲时间，就近解决自给自足的生活需求。但一些地方却只让种植花草，不许种瓜种豆。农民大把的闲散零碎时间被浪费，却还要花钱去集镇上买各种蔬菜，既要花钱，又不方便。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想必陶渊明东篱的篱笆一定是一些废弃的竹木柴草所编，废物利用，整洁美观，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对那一道篱笆无限倾情。而当下，一些地方对村民院落的篱笆有明确要求，不得使用那些竹木柴草，有碍观瞻，必须使用漆成白色的木条或塑料片。一边是可以利用却不让利用、又无处堆放的废弃物，一边却又要花钱购买别的东西，农民只有叹气摇头。

鸡鸭鹅成群，猪牛羊成圈，曾是体现农民富裕之家的写照，而今的乡村再也见不到这种景象。为了环境，禁养家禽家畜已成了普遍的乡村规则。

从生活方式看，农民的肉蛋奶需求就是来自这些自己喂养的禽畜，不让养，农民便断了食用的方便和廉价。

从生产方式看，植物是生产者，禽畜和人是消费者，人以消费种子果实为主，禽畜以消费茎叶为主，然后人禽畜粪便再还田作为下一轮生产的肥料，这是一个大自然安排的生态循环规律，没有家家户户养殖禽畜的消费，便打破了这一自然规律。集中养殖是适应现代化工厂化生产的新方式，问题是集中养殖后的粪肥到不了家家户户的田里。化肥农药猛上，土壤质量下降，农产品再无法优质。

联合国世卫组织把厕所定义为：“人类最廉价的医药”，厕所改造对于改善卫生条件、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尤其重要，但必须根据客观条件，以科学适用的方法予以改造，一些吃水像吃油的地方也要求装抽水马桶，一些冬天长达半年滴水成冰的地方也装抽水马桶，这就脱离了实际。即便用水充足的地方，农民也心疼用水，他们幽默地说：早晨起来一泡尿，马桶一按，一角钱没了。

桃李杏柿枣梅樱，绕村四季花果香。一般农家房前屋后都要栽植多种果树，一是自用方便，二是美化环境。但一些地方却要求整齐划一，要么全村都种常青树，要么全村都种栽一种果树，农民没有选择权，不仅造成景观单调乏味，也使人们多品种多口味的水果需求化为泡影，即采即食，新鲜方便的生活方式烟消云散。

袅袅炊烟，依依乡情。炊烟是乡村的独特景观，一曲经典的《又见炊烟》，勾起无数人的乡恋乡情。但凡人居处，皆有炊烟起，有炊烟就有熟食，而吃熟食是人和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

进入农业文明以来，人们以农作物秸秆烧煮食物，然后把焚烧后的灰烬还田做肥料已成习俗。这是处理农作物秸秆除喂养牲畜之外的第二条途径，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空气污染，比起压茬秸秆无处堆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可谓微乎其微。而今一些地方却下令不准烧柴草，只准烧天然气。农民说，这真是不食人间烟火，要成仙了！

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农民拍手称快，但好事一定得办好。上述种种，究其原因，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是脱离实际的城市思维。

制度设计者久居城市，不了解乡村，只以城市人的视角和思维考虑问题，他们不懂得农民和市民不一样。

从生活空间看，农民的家里需要放置如铁锹、水桶、绳索、扁担等一些随时备用的简单农具和临时堆放刚刚收打下的农产品，大多数人家还要放置如机动三轮等小型农机具，而市民不需要这些，上班一个皮包、一台电脑即可。

从生活方式看，市民随时可到遍布市区的超市采买生活用品，但农村各种配套服务设施还很不完善，即便服务齐全，就目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看，也无力承担超出支付能力范围的费用。对于有些日常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如瓜果蔬菜，大多还是在庭院附近自己种植，这样既能利用闲散时间，又可全家男女老少人人参与；既采摘食用方便，又不需额外花钱购买；既能即食即采，吃得新鲜，又无农药化肥污水浇灌之忧，安全放心。

他们不知道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业有固定的车间厂房，有完善的管理标准，有稳定的产品生产，而农业生产的对象就是广阔无垠的大地，与泥土打交道，旱涝冰虫，风霜雨雪，都可能随时降临。更何况农产品生产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可以搬移，可以倒序，可以间断，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两个约束，它的产品也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可以分段分拆、分别检测，农业生产所有环节的努力，都只能体现在最终一次性显现的产品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得它在特定的收种时段，给环境的整洁卫生必然带来临时性的混乱和污染。

他们不了解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城市是水泥森林之下，不是水泥铺地，便是绿草铺地，没有产生灰尘的空间。而乡村处处与泥土为伴，被泥土包围，一遇风天，尘土飞扬，再密闭的空间都会落满尘埃。更何况维护城市环境卫生，有财政支付报酬的全国3000多万环卫工人日夜守护，他们还有60%多的机械化率作支撑，而农村则只能靠农民自身维护。

以城市思维设计农村的制度必须改变，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为自己谋划，才能使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

二是追求极致的“仙境”思维。

仙境是人类理想的乌托邦，只能见于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在那里：山青水碧，地绿天蓝，云蒸霞蔚，清气怡神，玉宇琼楼，纤尘不染。处处泉水叮咚，移步溪流潺潺，无鸡犬之鸣吠，无车马之闹喧。长髯仙人，无家无室，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柱杖花间，微微笑，飘飘然，乐陶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稼不穑，不饲不养，不灌不溉，不饮不食，无温饱之忧，无旱涝之患，无疾病之痛，无灾荒之苦。南宋白玉蟾在《赞历代天师》诗中写道：“吸乾酒每一须臾，冠冕玄坛百岁余。不食人间烟火气，能传天上电花书。”这便是仙境中的人物。

理想不是现实，用理想做标准要求现实注定不会成功，也将遭到社会的诟病。经过举国上下多年的拼搏努力，到2020年脱贫攻坚决胜之后，中国农民才刚刚摆脱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建设一个仙境般的新农村，不现实，不可能，更没必要。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摒弃子虚乌有的理想梦，尊重常识，尊重现实，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因村施策，让乡村充满烟火气，让农民真有幸福感，才是乡村振兴的要义。

三是过重形象的政绩思维。

典型引路，我们需要形象的塑造；激励后进，我们需要榜样的力量。但是别有意图地为形象而形象， 以不顾民力不惜代价的形象工程去谋取政绩，就另当别论了。

去年底被免职的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县委书记潘志立，不顾县财政年收入不足10亿元的现状，盲目举债大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使该县债台高筑达400亿元之巨，且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为了探索路子、找出方法、抓出经验，在乡村建设中，我们精雕细刻，培植“盆景”，培植的目的是想让“盆景”能变成遍地开花的“风景”，对大多数地方有借鉴意义，有推广价值。如果打造的“盆景” 只具有观赏价值，只适于外人参观，只用于上级评比，只提供领导检查，不可复制、无法学习，这样的“盆景”要不得。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这是每个为政者的追求。在一个地方当官几年，总要弄出点名堂，造出点政绩，于是急功近利者便从人造形象工程打主意。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是一对孪生姊妹。追求政绩是对的，但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所出政绩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民众的检验、历史的检验，那种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不惜利用手中权力大上劳民伤财、浮华无效工程，好大喜功，纯为自我标榜的政绩， 是虚浮的政绩，不光群众反感， 也害人害己，多有后患。

四是整齐划一的军事思维。

中国的乡村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 形成了方方面面既丰富多彩又符合规律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大系统，山水田园、路树沟渠、屋宇院落，都经历了时光的磨洗，环境的考验、习俗的应对、物种的竞择，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为了适应所谓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些地方强行拆旧村建新村，房屋都盖成一个模式，绿化都栽植一个树种，道路横平竖直，禁养各类禽畜，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没了踪迹，多姿的文化淹没于单调的空间，“诗意的栖居”变成了乏味的存在。这种现象不是对传统文明的继承，而是对传统文明的破坏。

现代文明必须根植于传统文明之上才有意义。比如在旧村改造中植入现代元素，让人们在旧居中享受现代生活；在新村建设中不千篇一律，符合自然和社会的生态规律，让自然与社会和谐，使古代与现代统一，既有古典美，又具时尚性。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多种需求，战争年代的军事思维无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作者简介：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主要著作：《刘奇文丛六卷》《中国三农危与机》《贫困不是穷人的错》《大国三农 清华八讲》《乡村振兴：三农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部。